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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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仇视奉张由来已久，盖因张作霖（1875-1928）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助日驱俄（他为日本的战马服务）。“契卡”（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所以视张作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根本原因是张作霖反苏，处处与新生的苏维埃作对。
十月政变后，失败的沙俄白卫军大约有30万人逃到我国东北，他们得到了张作霖的庇护，经常组织小股部队深入苏联境内，开展暗杀、偷袭，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很大威胁。
苏联外交部还就此向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张作霖根本不管这些，不但支持白卫军的“反苏复国”行动，还把白卫军成建制地收编到奉军中。因此，张作霖成为“契卡”要除掉的目标就不奇怪了。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声明：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不收任何报酬”。然而，这一冠冕堂皇的声明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历史的事实是：斯大林声称“为中东路不至于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在苏维埃政权之手”。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从1925年起，苏联独吞了中东铁路全部赢利。
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
但是，随着直系被赶出北京政府，苏联政府开始把张作霖当作它侵略中国的主要敌人。在交纳中东铁路费用时，张作霖与苏方发生纠纷。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要收回中东铁路，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
1926年7月张作霖与吴佩孚讨论时局，提出了将中东铁路管理权由他来管理。尽管苏联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
因此，1926年8月斯大林命令军事情报局暗杀张作霖并嫁祸日本，以挑拨奉军对日本的仇恨。当时，苏军情报局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
根据暗杀计划，萨尔嫩将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内埋设地雷。有消息说，1926年9月底，在张作霖官邸将举办一次音乐会。届时，萨尔嫩应安排乐队人员将地雷偷偷带来，将其埋设在张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地雷定时。布拉科夫主要负责护送地雷过境。
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边境火车站与萨尔嫩派来的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接头，准备移交地雷。
但是，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他们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逮捕。
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在苏军情报局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张作霖开始与莫斯科疏远，并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
1926年张作霖主政北京时，制造了一系列反击苏帝的事件。1927年1月，张作霖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以防苏联策划武装起义。
1927年3月1日，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苏联货轮“纪念列宁号”，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鲍罗廷娜，并企图强迫鲍罗廷娜说服丈夫鲍罗廷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3月11日，张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月31日，搜查了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4月6日，搜查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15名苏籍人员、60名中G成员。
张作霖亲自下令杀掉了李大钊等19名G党，其余41人判了徒刑；并指责苏联大使加拉罕收买学生、制造动乱，将其驱逐出境。
4月9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郑延禧递交最后通牒和抗议照会，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
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张作霖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
4月10日，苏联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后，苏联顾问团撤离中国。
斯大林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苏联在华利益，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尽快暗杀张作霖。
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联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暗杀小组的4名苏联特工，早就以不同身份潜入中国。
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富有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拉脱维亚人，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的处长，1926年被派到中国，以军事顾问身份为掩护，实际是驻中国特工站的站长，从事间谍工作。
具体执行人是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埃廷贡、兵器专家维纳罗夫以及维纳罗夫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
1928年春，暗杀行动小组成员陆续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哈尔滨，后转移到沈阳，住在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内。
爆炸张作霖的专列是首选预案。人员前期任务分工是：维纳罗夫准备爆炸装置，埃廷贡负责地点、线路的选择，萨尔嫩负责找协作的亚裔特工。
1925年年底，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派出的特工、埃廷贡首次来到中国。1928年，在萨尔嫩、维纳罗夫等人的参与下，埃廷贡成功地实施了“清除”张作霖的暗杀计划；1940年8月20日，亲自招募并指挥“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梅耳卡德尔在墨西哥城成功地“除掉”了反斯大林的著名政治家托洛茨基。
1951年11月，埃廷贡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第一局(即情报局)副局长(以上材料引自俄《军事情报局：人事与档案》)。
乌索夫在《苏联特工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书中记述道：1928春，由从北京来的拉脱维亚人萨尔嫩、保加利亚人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来的年轻特工埃廷贡等人齐聚哈尔滨，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
他们以商人为掩护身份，在俄国人列昂尼特.维加德卡开办的罐头食品厂落脚食宿。该小组的密码报务员为与丈夫维纳罗夫一同从北京赶来的女特工加丽娜.列别捷娃，她的掩护身份为“哈尔滨远东银行”职员。后来，这个特别小组的所有成员一下子从哈尔滨消失了。
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材料证实：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
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
潜入沈阳后，他们聚集到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安乐窝”小楼，举行了秘密的宣誓仪式。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们向莫斯科总部发去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
莫斯科总部领导人明白：萨尔嫩与埃廷贡等人正在等待暗杀张作霖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以配合萨尔嫩等人的行动。
不久，报务员列别捷娃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上面写道：“由于北伐军步步紧逼，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克格勃档案》第一卷）。萨尔嫩对列别捷娃命令道：“请总部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
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是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在该密电中，莫斯科总部再次提醒：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关于这一点，戈尔巴基迪与普罗霍罗夫在《克格勃下达暗杀令》一书中有如下的解释：“之所以选择萨尔嫩再次领导这次‘清除’行动，是因为他在满洲地区发展了多名中、俄及其他亚裔的特工人员。这样，在日管区实施行动时，由于有这些人的化装参与，就可成功地把们的视线引到日本人的身上。”
按照莫斯科的要求，特别小组紧张有序地工作起来。维纳罗夫负责炸药。在很短时期内，他就备妥了120公斤黄色炸药。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120公斤炸药分解成40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3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
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
其优点是：
1.它距皇姑屯车站很近，而且还有一个便于隐蔽放置炸药的三洞桥，由于两侧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于摇控引爆并迅速撤退；
2.最关键的是，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但平时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3.老道口两侧属于居民区，居住人员成分复杂，便于他们乔装进出。
为了确保“清除”行动万无一失，莫斯科于6月2日、3日又连续发出电报，把有关情况作了更细致的介绍。
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6月4日凌晨（时间待定）到达奉天新站。
该列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接到该密电后，萨尔嫩下令维纳罗夫再次逐个检查40小袋炸药的质量与外包装；埃廷贡与精心挑选出来的亚裔特工则充分休息，以保持充足的体力。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6月3日凌晨，张作霖一行从中南海西门分乘4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
凌晨1时30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深夜，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亮。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
同张作霖一起同车返奉的有随行人员、卫队、六太太、三子张学曾、好友莫德惠等，以及两名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町野武马。
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列车启动。几分钟后，远在奉天的萨尔嫩收到了如下内容的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已于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从北京站发车，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
收到该密电后，苏联特工紧张起来。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3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40袋炸药秘密地摆放到老道口三孔桥下，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躲藏到10米外的路基下伪装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
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
6月4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清等都到车站来迎候。而张作霖的家人及留守的文武官员则在奉天新车站敬候。
离开皇姑屯车站时，已是凌晨5时20分，这比密电中预测的时间大约晚了两个小时。由于在山海关停车延长了时间，张作霖专列到达皇姑屯那座三孔铁路桥的时间，比莫斯科的预测晚了两个小时。但是，锲而不舍的特工小组没有改变计划，坚持等列车到来而果断下手。
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那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里，有张作霖本人，还有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保卫处长温守善，以及正从前节车厢里走过来的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
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于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辆车厢上，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几节车厢砸碎。
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当时就死了，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3丈远。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
吊桥桥板分为三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老帅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他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已奄奄一息，之后，胡乱说了几句，便气绝身亡了，享年55岁。此时是6月4日上午9时30分。
事后统计，这个由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埃廷贡亲自实施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共炸死53人。除张作霖外，还有随车的亲属、文武官员。另外，爆炸还使同车厢的保卫处长温守善、卫队团长于恩贵及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成功地“清除”张作霖后，苏联鼓动中外媒体，利用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对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把“凶手”的帽子戴到了南满铁路段的监护者日本关东军头上。
退一万步说，即使日军要秘密清除张作霖，有必要在日本人的管区内公然实施震惊中外的爆炸方式吗？与张作霖同车被炸的还有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有必要杀自己人吗？
在世人一片斥责日本的痛骂声中，莫斯科总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凶手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调回国内，并企图永远封锁其中的内幕。
几年后，当“皇姑屯爆炸案”的实施者已被外界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高层又秘密地重奖了自己的特工英雄。
萨尔嫩因“忠实地完成了极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并破天荒地得到一块足赤金表；埃廷贡则因“极特殊的贡献”，而被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列宁勋章”；维纳罗夫因参与“共产国际特殊使命”，而被以后的保加利亚政府授予“社会主义劳动勋章”。
虽然苏联顶层一再告诫不得吐露任何相关消息，但若干年后，当这些特工退休后，就不愿保持沉默了，他们会有所暗示地谈论一下自己过去的辉煌功绩。
比如，埃廷贡在1975年写给苏联头子安德罗波夫的亲笔信中说：1925年底，在受命去中国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去境外执行特殊任务），我被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部部长特里利瑟尔同志领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办公室。
在那里，捷尔任斯基同志向我宣布了派自己到中国执行特殊使命的决定。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赠言道：“去做一切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吧！”当时，我就表示：“为了捷尔任斯基的赠言，我甘愿到那里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是：为了苏联的需要，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录纲要》）。
“皇姑屯爆炸案”发生后，东京极为震惊。当他们听说案发地属于关东军所属的南满铁路管辖区后，便急令日本关东军速去现场调查。
6月12日，日本陆军部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该报告除公布伤亡的调查结果外，质疑爆炸系国民军便衣队所为，并称责任在于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
7月1日，以田中义一为首的内阁做出决议：日本人与暗杀张作霖无关。但因发案地属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管辖地段，所以关东军负有守备责任，因此对相关人员给予了行政处分。
1932年，国联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为首的专案组专程来华，调查“皇姑屯事件”。但数月后，李顿的结论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里中。”
1937年6月3日，张作霖去世9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为张作霖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
他们将其灵柩在奉天举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参加人员除众多的日本军队官兵外，还有僧道、喇嘛等人。
送葬行列摆了有一里地长，其中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仪仗齐全。由奉天陪送的僧侣鼓乐，以及由锦州迎接的僧侣鼓乐合在一起，待灵柩起行时，一齐吹打起来，场面甚是壮观。
最具戏剧性的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政界要人冈田启介揭发，“皇姑屯事件”系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佐所为，河本大佐作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
其实，这也是苏联导演的一出戏。冈田、河本二人都是苏联情报机构收买的间谍。该供词实际上是由河本大佐的恩师冈田启介精心策划完成的。
被解密的苏联军情档案有这样一段叙述：有充分证据证明，首次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语出惊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所为的冈田启介，已在去东京作证之前，就被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
其实，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藏身在东京的苏共特工佐尔格发展成苏联秘密情人员（《苏联军事情报局：组织与人员》）。
1946年1月19日，当时的“东京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发布了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由于该法庭声称，将会再次审理由前国联李顿勋爵为首的专案组判为悬案的“皇姑屯爆炸案”，这就引起了苏联的担心。为防止该案件的调查追查到真凶——苏联特工身上，苏联国家安全部决定主动出击，让已风光不在的关东军残兵败将作伪证，承担炸死张作霖的责任。
1946年初，冈田启介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总部的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使之同意：该案件系自己势力所为。具体人员由您来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为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
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明：该爆炸案是由自己领导并组织实施的。该“坦白者”及所准备公布的“坦白材料”，必须经（即苏联军情外委会）审核批准后，方能启用实施。我们的目的，是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请相信，在我相关人员的努力之下，该次审理将不会偏差。只要合作人员永不反悔，我们除履行我们的义务外，还会永远关照他的命运（见B.莫洛佳科夫主编《东京审判之秘闻实录》）。
接到莫斯科的密电后，经过一段周密的思考与调查，冈田启介选定了自己任海陆军大臣时举荐到日本关东军任上校参谋的弟子——河本大作。
他通过秘密渠道与对方取得了联系。而此时正躲藏在中国华北地区且走投无路的河本大作，见到因此能得到强大的苏军情机关的保护，不仅能保命，且还能得到永久关照，就同意了冈田启介提出的与苏方合作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
但是，面对冈田启介的举报与河本大作的招供，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们虽然做了深入研究与调查，还是认为他们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且由于没有佐证，所以决定不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
这样，“皇姑屯爆炸案”仍为悬案。那位被举报而且已经“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视为无罪人员。这一结果也正合苏共“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的长期隐瞒“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目的。
1940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
19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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