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

朝战悲剧-谁是元凶

良知老天知道

鲍鹏山新语

---

 

         导读："我没有强奸女学生”，这句话他说了 54 年。近两年的他，记忆退化，疾病缠身，棺材也早已备下，78 岁的他在镜头前立下遗嘱：“记得帮我喊冤，我只想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 

他叫：汪康夫。

---

 

01

汪康夫的故事，要从54年前说起。

1966年，24岁的汪康夫在江西省莲花县琴水小学任教。

谈吐不凡，讲课生动有趣的他深受学生喜爱，

课余时他常带学生们去游泳、上山砍竹子。

直到5月16号的一个夜晚，

一位社教工作组成员突然带领公安人员把他带走，

这一带走，他便再也没有回去。

不久后，法院就宣判了他的罪行——强奸罪。

判定依据是一份班级女学生的书面证词和2名教师的调查报告。

罪名刚下来时，汪康夫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没有强奸女学生，也绝对相信学生不会乱说。”

五个月后，在他拒不认罪的情况下，

法院坚持判定汪康夫强奸2名、猥亵10名女学生的罪行。

没有医生检验，也没有受害人的当面对质，

仅凭着三份调查报告就定了他的强奸罪。

自此，汪康夫被判有期徒刑10年，

他的一生也都笼罩在“强奸犯”的罪名之下。

---

 

02

1976年，在十年劳改生活后，汪康夫出狱了。

此时的他已经34岁，可一切早已今非昔比。

同龄人都已成家立业了，唯独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还顶着强奸犯的罪名。

在最看重名誉的乡村中，他毫无疑问已经身败名裂了。

他变得沉默寡言，出门下地也是遮住脸不敢和村民打招呼，

“别人以为我清高，其实我是自卑。”

10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磨灭他内心的不甘。
 

 

1978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汪康夫决定，要为自己讨一个清白。

他辗转打听当年“被强奸”的女学生的下落，并尝试写信给其中两名学生打听缘由。

写之前他很纠结，怕她们的丈夫看到，更怕会影响学生现在的家庭和声誉，但他还是决定试试。

两名学生回信很快，但内容却让人十分惊讶：

一人说：“接到你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以为你调去别地教书了。”

另一个说：“如果说你是因强奸了我而受刑，这是冤枉，冤枉，大冤枉！”
 

 

对此，汪康夫如鲠在喉：

“10年牢狱，被害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这个罪让我怎么认？”。

多年后，当记者再次找到那些“受害”女生询问实情时，

才得知，原来当年那些女生都被教导主任叫到办公室谈话过。

有人说她是在老师诱导下写的“歼”字，之后被改成了“奸”。

有人说当时她拒不承认，但对方却回她：“这个杯子就在这，你说没有就没有吗？”
 

有人说她是被以学业威胁后才在写好的举报书上签了字。

有人说她是在不知所以的情况下就按了手印。

当初被判定受害的12名学生，如今除一人去世，一人未联系到外，

其余10人均否认曾被汪康夫猥亵或强奸过。

汪康夫说，他不怪他们，那时他们也不过11岁左右，看不懂那些隐晦的词句。

他们更不明白那些小小的举动，会给汪老师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

03

学生们的反馈让汪康夫觉得翻案有望，于是他开始向法院申诉。

却不曾想这申诉之路长达42年有余，甚至遥遥无望。
 

 

1978年，他将学生的回信上交法院，

结果法院说，你们这叫：串供，驳回了他的申诉，对此，汪康夫表示不服。

1980年，汪康夫向莲花县人民法院多次申诉后，

法院组织对当年的一审法官和两个写举报材料的教师进行复查。

最后却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由驳回申诉。

1986年，吉安中院跟检察院联合调查，（Jlls）结论是立案程序不正常，证据不足，

以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强奸罪，建议撤销原判予以纠正，但最后申诉还是被驳回。

1987年，吉安中院驳回申诉，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是经过反复查证核实的。

2011年4月，汪康夫去江西省高院立案庭递交申诉状，

被以“时间太长，档案材料不齐全”为理由，拒绝接受材料。
 

 

2016年，有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江西省高院承诺会在两个星期之内联系他。

可这一等，就是两个月，申诉书也如石沉大海一般，无人回应。

2020年5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复查，并承诺三个月内出结果。

7月29日，检察院却以原卷无法调取为由，中止审查。
 

 

汪康夫认为这是他们的托词，那个词叫：人微言轻。

78岁的汪康夫，人生50年都活在“牢门”里。

前10年他活在监狱的“牢门”里，

后40年又走进了一个透明的“牢门”。

这五十四年来，他的肉体是自由的，但灵魂却没有解脱。

他的一生，都被禁锢在一件事里：证明自己无罪。

---

 

04

从1978年至今，汪康夫一直写申诉信向各级法院申请复查此案，希望能还自己清白。

每到凌晨两三点他就起床写申诉信，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的脑袋是最清醒的。

其实申诉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汪康夫一直坚持手写，有时要花好几天时间构思才动笔。
 

 

直到现在，他还要反复斟酌，每次再改动几个字，

“也许这样说，他们就能回复我了。”

或许旁人无法理解，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当强奸犯的罪名莫名落在自己身上有多屈辱。

更何况对于一个清高的读书人来说，清白之名有多重要。

汪康夫的妻子周三英，在汪康夫出狱那年就嫁给了他。

因为“门当户对”，她的父亲在解放前逃亡香港，怕找家庭出身太好的人受委屈。

刚结婚的时候，周三英就问丈夫：你到底有没有这事？

汪康夫说没有，但凡有一点，我就不告了。

从此，周三英一次也没动摇过，哪怕孩子都劝父亲算了，她也支持丈夫告到最后。
 

 

寄出的无数封申诉信石沉大海，堆在桌角的材料已近半米高。

汪康夫先后从江西、浙江、广东、北京聘请过6位律师，

每位律师起初看了案卷后都很有信心，但从没未有人争取到立案那一步。

寄申诉信、聘请律师、前往各地的路费，已经花了几十万元，汪康夫没能攒下任何积蓄。

于是，周三英把娘家人给的结婚红包拿出来给汪康夫买邮票和信纸。

为了赚钱，汪康夫在家种菜、孵小鸭，妻子一大早就挑出去卖。

实在凑不够去申诉的路费，妻子就去借钱，（Jlls）两人没少看别人脸色。

即便如此，汪家也从未放弃申诉这条路。

---

 

05

今年8月26日，汪康夫接到了一通电话。

刚听到那头说“我是江西省检察院”，他立马就哽咽了。

他以为，这可能会是他等了42年的那通电话。

然而，对方却说，负责调案卷的人因为眼疾在医院住院，暂时无法拿到案卷。

汪康夫忍不住问了一句：“那要等多久啊？”

对方说：“你不要老是在这边一直催我们，这个时间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如今的汪康夫已到了耄耋之年，记忆退化，患有心脏病，早就在2016年就给自己和妻子备好了棺木。

检察院让他等，可他已经等了54年了，他还能再等多久？

这不禁让我想起《十二公民》里的一句经典台词：

“你这万分之一的错误，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他本是一名有才华的年轻教师，梦想成为一名作家，未来有着无限可能，

可自从他被定罪的那天起，一切美好的希望都破灭了。

服刑结束后，他不能继续成为公办教师，只能在老同学推荐下做了代课老师，

领着极低的工资，月薪三十元，如今退休了也因为案底没有退休金。
 

 

最令他心痛的是影响还延续到了孩子身上，孩子从小活在非议中。

有三个孩子只上了初中，职高就退学了，只有最小的女儿上了大学，还得靠哥哥姐姐们供才行。

“如果没有那十年，我至少有能力培养他们到大学。”

可人生偏偏没有如果。

在他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件陈年旧案，但于汪康夫而言，这是用尽一生都难以平复的冤屈。

他说：“我活了78年，伸冤54年，却只做了24年的人。”

这54年以来，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申诉的点点滴滴：
 

 

“早餐后在招待所餐厅遇见莲花县的初中同学，他现在是莲花县教研室的教研员，

我向他谈了自己的蒙冤之恨，他表示同情。他们都春风得意，而我，恨，恨，恨。”

“我无愧于社会，却被社会所不容，每遇故人，我便心如刀绞。”

“十年徒刑，罪不在我。这就是我一生的总结。"
 

 

如今媒体报道让许多人知道了汪康夫，他也获得了很多乡人的同情。

有人宽慰他不要再告了，反正大家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但汪康夫不这么想。

“专门以媒体断定一个事情的真假，那就不是法治社会了。

法院原来怎么处理我，现在就应该怎么恢复我。”

他想要的，从始至终都是让法律还他一个公道。
 

 

78岁的汪康夫，目前只能在家中焦急又无奈地等待着。

等待法官出院复查案件；

等待检察院继续跟进；

有人问汪康夫说：你有想过获得国家赔偿吗？

他说：“我只想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

希望这回，他真能得一份清白。
 

标签：